《乡土中国》读后感

                                                      高职学院：刘文祥

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尤以做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奠基人，其思想地位可见一斑。他的《乡土中国》可以从社会学，亦或是人类学，甚至是民族学等等多重角度进行考察，而这也体现了作者集多重身份，集复合思想，集重重维度于一体的写作落线。而其一贯的实事求是，以理论与实际相互融合互相验真的方法，也毕竟使他从那种文绉绉的书香宝塔中脱引而出，对于后来的人，后来的学者，后来的研究走向，可以说，先生早早地奠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

如果不是辩证的，那么很多理论大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彻底地断言（结果却成了独断论或者陷入怀疑论），因此，把国家、社会、民族、历史，妄言为一幅幅支离破碎的静止的图画，——如果我们看看康德，那么就会这样认为；如果一切都转化为只有“思维作为了存在的事物的本质”（《小逻辑》），那么很多理论即便是炫目多彩的，如同让观众察看一次“T”型台的走秀一样，把思维的诸多魅力与变化在这里翻云覆雨，令人惊叹，但是细细察觉，却发现，它其实是一具皮影戏，有个幕后的主导用支架支撑着一个个没有精神与具体的摆设在荡来荡去。在后者这里，之所以会如此，盖因，越是将理论抽象为一切实在物的真相，那么，也将把一切真实的个别性丢弃了（没有内容）。那么，这当然是否认了我们世界本身的时间性、历史性的，以及我们真实的劳动的历史作为辩证图像的存在。（在生产力不断地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以致引发革命的时候，劳动仿佛一股永不停歇的喷泉一样在翻滚着无限精神的泡沫）

在《乡土》（作为《乡土中国》的简称）中，费先生首先明确地表明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式的基层，即由这些乡里乡亲的人群，由这些底层的老百姓所组成。即便我们对这一观点有所怀疑，那么我们察看一下我国的国情，即便是现如今，也会发现，费先生的话是正确的，因为首先我们的土地的诸多之众就是“乡土”所构成的，另外，至今（且不用说在费先生的那个年代），14亿人口，一多半的人是在乡土的，是属于耕种范畴的。于是，后来的，从农村包围城市，而不是苏联的从城市包围农村（或更早的巴黎公社[1]的类似运动，它在空想主义的乌托邦的衬托下似乎成了一个必然要上演的悲剧[2]），在这里就有了切实的根据。

费先生把乡土划出来，实际上表明了这块远东的土地的某种神秘性，民族性，地域性，或者归而言之，伦理性。费先生说，从文字下乡到科技下乡，等等，有太多的要对乡村的管理或运载。文字富于书面化，有些时候拉远了距离，有些时候又构成了理想主义，而乡村的语境、语法、语言却更直截了当。对于一些纠纷，或者一些协议，人们可以以法律形式达成最中性的办法，但它往往还没有民俗的规定更具权威与一致性性。因此，这样看来，无论是文字的下乡，科技的下乡，法律的下乡，等等，分门别类的下乡，乡土依然以它自身别样的方式作出着属于它自己的诠释，它以简短，有力，土里土气，甚至有时是丑陋的方式维护着它的实体的尊严。

但是，在费先生这里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深度的文化与符号的解剖，它乃是采用的一种还原方式，而不是对之进行抽象而本质化，进而用一种思维的演绎或者一连串的思维编码来接纳乡土的存在。费先生与黑格尔在这一点上达到了一致，即他们均看到乡土本身不仅仅是土地或界域的解集，而且同时是在地理上、人口、资源，在文化上的解集，仿佛是用一个集合体所容纳的整体性，黑格尔称之为“伦理性”。伦理性带有特定的民族、人口与精神的特征，乡土正是它的一种体现。

如果仅仅只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那么，乡土作为一种民族、区域，甚至是血统的伦理性（如皇家与贵族的伦理），它还不能带来其完整的真实性。马克思说，正是在那种交往的形式下，人们才从自然的财产（土地）统治下扭转，进而进入到由“累积的劳动”（资本）所统治的模式中。因此，如果说，乡土，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在自然情形下的生成，那么它必然还是由于它的向往外在的交往而最终转向于，“每一人对每一个人的依赖与交往上”，从封建向资本的转型本身已经由它的生产模式或特征所决定了。因此，我们如果仅仅是把乡土作为乡土本身来看待的话，事实上，是把乡土作为了一个“非环节”、“非过渡”、“非中转”的区域，这种区域是偏于理想的而不是现实的。乡土将会逐渐转型，它将向资本转型，向法律，向一般的普遍价值转移；但是，由此而说，乡土将趋于消亡而由工业完全代替则是缺乏根据的，这种错觉的根源在于将工业与农业的界限作为了绝对的界限。

中国的乡土有中国的特色，它作为文化，作为物质，作为语言，作为符号性的标志，在不断书写着种种历史；作为过去的人来说，他或许无法接受今天的那种乡土，而作为今天性人来说，他亦或者无法接受过去的乡土，因此，乡土的界限或者已经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分解着它的界域，又不断的集结，作为“解域——结域”的一种动荡性，当然在这种历史的变革中还是应当看到更加深刻的现实的基础与动力。